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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不起诉人免于刑事处罚,并不意味着不用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承办检察官表示,“过去我们更多的案件都是通过行政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刑事犯罪线索。近年来,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探索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机制,通过向行政机关制发检察意见书的形式,对免于刑事处罚但符合行政处罚的线索进行移送,避免出现‘不刑不罚’的情况,实现了行刑双向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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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州法院近6年的审判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泛化突出体现在主体、地域和期限。”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竞业限制白皮书显示,主体方面表现为普通劳动者被框进“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的范畴。地域方面,有的协议约定限制范围包括用人单位的所有关联企业,甚至行业上下游所有公司。期限方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岗位种类、工作性质等不加区分,均按最高限约定两年的竞业限制期限,这类案件超过70%。

“‘秘密’与‘竞争’是竞业限制的两个核心要素,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也就决定了竞业限制的边界。”王天玉解释说,现行法律对“秘密”和“竞争”的规定都比较简略,缺乏限定,“这就使得用人单位对‘什么是秘密’有很大的决定权。随着‘秘密’范围的扩大,‘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也必然扩大,这就导致了‘全员竞业’现象的出现。”

在近日有关方面召开的劳动争议前沿问题研讨会上,专业人士围绕竞业限制议题各抒己见。谈到制约当前竞业限制争议案件审理的难点,杭州市余杭区人社局副局长缪建宏介绍,隐秘拍摄视频、社交平台信息等新型证据逐渐成为这类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但这类证据确认标准不一致导致事实认定难度较大。此外,还存在办案裁量标准不一致、涉案双方理解不一致导致调解难度较大等问题。